在历史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的著名书画鉴藏家早已为人熟知，而广东的书画鉴藏则稍显平淡。但其实，清代中晚期，像吴荣光、孔广陶这些广东书画鉴藏家的收藏鉴赏活动，既将许多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带到了广东，保护了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又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广东的文化影响力，更对20世纪以来广东书画艺术的发展、文化艺术生活的丰富以及广东地区的公私收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对广东当下的文化建设、文博事业及书画艺术发展也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广州府是当时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社学、书院等数量在本省占有绝对优势。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为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鉴藏家中，就有不少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学者。

“从全国范围来看，清代中晚期崛起的这一批广东书画鉴藏家及其开展的书画鉴藏活动，使广东首次进入了全国主流书画鉴藏圈，也为全国的书画鉴藏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任文岭说，一方面，他们在广东形成了一个书画流通群体，不仅区域内部藏家之间互相交换藏品，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藏品交流。另一方面，吴荣光、叶梦龙等与翁方纲、伊秉绶、阮元以及京师、苏州、杭州等地藏家的诗文书画交往非常频繁，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东藏家在全国的影响力。

此外，从这些鉴藏家的活动范围、藏品来源及艺术品位等方面来看，他们并不局限于广东一地，收藏趣味也与江南等地的鉴藏家有高度一致性。庄申编著的《从白纸到白银--清末广东书画创作与收藏史》(上册)写道:“广东收藏家在收藏上的艺术品位，并不曾由于他们所身处的广东地位偏远，而与江南地区收藏家的艺术品位有较大的差异。这两个地区的收藏在对明四大家、元末四大家，与清初六大家的收藏上的差别，似乎只是广东的收藏家比江南的收藏家更重视明四大家与元末四大家，而江南的收藏家则比广东的收藏家略为重视清初六大家而已。”

在任文岭看来，“清代中晚期广东书画鉴藏家群体的崛起，还跟当时外贸政策、盐业政策的影响，文教的兴盛，帝王的引领与地方官员的带动等密切相关”。

李遇春

“绘冠南天--粤藏宋元书画特展”由粤博馆长肖海明倡议发起，任文岭担任策展人。展览立足于“粤藏”和“宋元书画”这两个切入点，深入挖掘和突出岭南本土文化特色，打破固有的时空界限，前所未有地突出“粤藏”，既是首次对广东历代书画鉴藏家及其收藏宋元书画、著录、刻帖等进行系统梳理与呈现，也是广东文博机构首次举办的宋元书画主题展览、岭南文博机构收藏的宋元书画首次集中展示，尤为难得。

清代中晚期，广东的书画鉴藏家除了数量众多之外，其收藏或寓目的书画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当中有许多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精品佳构。

纵向来看，清代中晚期广东产生的书画鉴藏家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横向而言，与同时期全国其他地区书画鉴藏情况相较，这一时期广东地区出现的书画鉴藏家数量亦相对较多。可以说，除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鉴藏群体，以及以苏州等地为中心的江南鉴藏群体外，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可算是书画鉴藏家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了。而且，这些书画鉴藏家的身份也非常多元，既有像吴荣光那样的高级官员，也有以潘正炜等为代表的十三行行商、盐商，有的则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人学者，甚至还有些方外之士等。

李遇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

广东博物馆藏品达251.98万件/套

清初以来的几位皇帝，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康熙、乾隆非常喜欢收藏书画。帝王的喜好与行为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在全国形成了一股书画收藏热潮，广东自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翁方纲、伊秉绶和阮元为代表的学者型官员，他们在粤任职期间，从金石考据等多方面提升了广东地区的文化艺术水平，并与诸多广东书画鉴藏家有密切的交往，无疑对广东书画鉴藏之风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珍贵文物中，分别有一级、二级、三级文物1195件/套、件/套、件/套。如:高剑父的《秋鹰图》(一级文物)收藏于广州艺术博物院;龙凤纹重环玉佩(一级文物)收藏于南越王博物院;清乾隆錾胎珐琅金鼎(一级文物)收藏于广州博物馆。

文章来源：《岭南学刊》 网址: http://www.lingnanxuekanzz.cn/zonghexinwen/2022/0909/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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